迪士尼2020年真人版電影《花木蘭》，大陸上映後惡評如潮，在台灣卻創造佳績，躋身為年度第二票房大片。憶當年，花木蘭電影曾多次在台灣引起熱潮。

第一次“木蘭熱”於抗日戰爭期間燃起。1937年抗戰爆發，日本殖民地政府禁止華商影片入台。日本電影太難看，片商賺不了錢，日方只好略松禁令。1942年，上海華成製片廠大片《木蘭從軍》輸入台灣，票房大熱。但《木蘭從軍》是一部以古喻今、鼓吹抗日精神的電影，日寇心驚肉跳，此後只敢輸入日本導演拍的華語宣傳片。

轉眼二十載，來到1964年，香港邵氏兄弟公司的黃梅調大片《花木蘭》於台灣上映，再次引發旋風。飾演花木蘭的影星凌波到台北宣傳，上花車台北市區遊行一圈，所到之處萬人空巷，狂熱追星，台當局出動憲兵開道。再隔30年，1998年上映的迪士尼動畫電影《花木蘭》再創高潮，全台票房高達新台幣0.98億元，全年排名第三，僅次於《泰坦尼克號》與《世界末日》。

最新的《花木蘭》，已經是花木蘭電影在台灣的第4次票房高峯了，但老影迷心生繁華落盡的無限感慨。

抗戰年代火熱兩岸的《木蘭從軍》

引發台灣第一次花木蘭熱的《木蘭從軍》，是1938年在上海租界孤島拍攝的古裝愛國片。它先後奪下上海、大後方與台灣三地的票房冠軍，堪稱中國影史傳奇。

1939年，華成製片廠作品《木蘭從軍》劇照。

抗日戰爭前，上海電影業非常興盛，製片水平趕超日本，與好萊塢美國片強勁競爭。國內電影觀眾的消費力也逐漸增長。一部投資4000大洋的低成本小片，在上海首輪上映就能賺回一半成本，全國上映基本確保穩賺不賠。若遠銷南洋，票房至少是1萬大洋打底，獲利以倍數計算。拍電影成為當時的發財產業，燃起上海拍片潮。抗戰軍興，上海影業風流雲散，但根基仍在。1938年，抗日戰火向內陸延燒，電影公司迅速在上海租界孤島重起爐灶，繼續拍片。

國破山河在，大時代的電影公司一心拍攝救亡圖存的抗日片，租界當局卻嚴格審查，禁止抗日影片上映，以免激怒日寇。精明的電影公司改採以古喻今的間接路線，轉向拍攝抵禦外侮的古裝片。1939年2月，華成製片廠率先推出《木蘭從軍》，由歐陽予倩編劇，卜萬蒼執導，香港女星陳雲裳飾演花木蘭。電影轟動上海灘，創下票房新紀錄，陳雲裳更被評選為該年的“中國電影皇后”。

《木蘭從軍》一炮而紅，啓發了困頓上海孤島的電影人。各家電影公司瘋狂搶拍古裝抗敵片。大家由《鄭成功》拍到《岳飛精忠報國》，將民族英雄點了一遍。當時片場限制在上海小舞台，動作畫面有限，男明星不易創造票房。於是，小本拍攝的電影公司紛紛複製《木蘭從軍》，以女明星出奇制勝的成功經驗，讓民族女英雄成為熱門題材。

由擊鼓退金兵的梁紅玉、明代傳奇女將秦良玉、《兒女英雄傳》的俠女十三妺到抗清自盡的名妓葛嫩娘，巾幗英雄全部上了大銀幕。就連原本主角只有大男人的抗敵傳奇，也要加上女主角。華成製片廠的第二部抗敵大片《蘇武牧羊》，加上蘇武的匈奴妻子張嬌，為陳雲裳量身創造女主角。蘇武返國，匈奴王不準妻子同返，張嬌義不獨留，舉簪壯烈自盡，又是一個感人淚下的抗敵烈女子。

上海孤島一地的票房只是開胃菜，大後方的抗日片市場更為巨大。1940年4月，《木蘭從軍》於重慶上映，打出“發揚民族精神，裨益抗戰建國”旗幟，果然票房火爆。據《新蜀報》報道，熱情的觀眾竟在馬路上排起長隊：“馬路上人山人海，賣票處水泄不通，擁擠狀況駭人聽聞。”

重慶影迷在大街上排隊買票，是冒着生命危險的。重慶秋冬多霧，日軍轟炸困難，4月開春霧氣漸散，進入空襲季節。1940年開春，日軍陸海軍航空兵聯手發動“101號作戰”，全力濫炸重慶。但炸彈打不消木蘭熱，《木蘭從軍》在大後方“突破一切賣座記錄”。

打破了上海孤島與大後方的票房紀錄之後，《木蘭從軍》仍未下市。1942年，《木蘭從軍》被日本片商引入台灣上映，又引發新一波觀影暴動。

台灣當時雖被日本佔領，老百姓卻非常抵斥日本影劇，愛看上海國片。許多逐夢青年橫渡台灣海峽，到上海追尋電影夢，形成了第一批台籍導演與演員。1937年抗戰軍興，日本殖民地當局禁止輸入上海國片，只准看日本電影，只是日片製作粗糙、內容貧瘠，幾乎清一色是歌頌侵華戰爭的拙劣宣傳片。當時在台上映的主打強片是《榮譽的軍夫》，鼓勵台灣民眾為侵華戰爭當奴工，票房慘淡。1941年，日本成立“台灣映畫演劇統制會社”，由日商壟斷台灣電影發行，影片太差，壟斷生意居然賺不到錢，日本商人只好急切呼籲開放華語片。

1941年底，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，佔領上海租界，汪偽政府將上海各大電影公司合併，成立日偽合辦的官營壟斷公司，也接收了各大影片公司的電影作品。已經下檔兩年的《木蘭從軍》，引起日本片商興趣。1942年，《木蘭從軍》與動畫片《鐵扇公主》於台灣上映，果然一炮而紅，票房火熱。

台灣同胞的眼福到此為止，遲鈍的日本當局驚覺《木蘭從軍》是部隱喻抗敵的抗日片。此後，日本侵略者禁止上海影片上映，改用長春的“偽滿洲映畫協會”提供由日本導演拍攝的政策性“啓民”片。

就藝術論電影，《木蘭從軍》對白僵硬、動作虛假、道具揀便宜隨意雜湊，就連插曲也沒有佳作。更糟糕的是，劇情編寫敷衍潦草、陳腔濫調、毫無亮點。主帥是無主見的庸將，軍師是狡猾的賣國賊，幸好木蘭一人忠勇機智，由深入敵營刺探情報、輔佐主將出謀劃策，到指揮大軍反攻大勝，一個人全部包辦。這樣一部劇情不高明的電影，常以戰爭大戲補救。但《木蘭從軍》的戰爭戲，卻用幾個蒙太奇分割鏡頭草率掠過。與抗戰前的老上海電影相比，只能算是二三流作品。

然而，《木蘭從軍》滿滿洋溢着抗敵保國的熱情，觀眾就愛看抗敵愛國片。在那抗日大時代，花木蘭甚至成了真人真事，不但有大量女子從軍，從事政工與醫護等勤務工作，更有不少女扮男裝上火線打仗的真正的花木蘭。著名的“抗戰花木蘭”唐桂林殺敵立功，獲頒華冑榮譽獎章，這是與青天白日勳章同等級別的最高榮譽。第75軍女兵王宗秀代兄從軍，火線作戰一年多，開槍與佈雷擊斃日軍多人，直到身體檢查才被驗出女兒身。

1964年，香港邵氏作品《花木蘭》劇照。

“棄我藕絲巾，着我黃軍衫。女子從軍未足奇，甘冒敵鋒獨見之。”以王宗秀為主角的《新木蘭詞》傳誦一時。就連日軍將領也獻詞致敬：“木蘭花好，一生低首拜英雄。”

紅透港台的凌波《花木蘭》

抗戰勝利後，《木蘭從軍》漸漸淡出舞台。196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，電影必須拍成實力大片，才能抓住觀眾口味。1964年，香港邵氏兄弟公司推出的《花木蘭》，是當時引領市場流行風的實力派超級大片。

1960年代的觀眾口味出現世代差異。老一輩觀眾喜歡聽戲，京劇、粵劇、豫劇與廈語歌仔戲在台灣各有一方市場。戰後嬰兒潮的年輕世代是看好萊塢電影長大的，聽不懂京劇。幸而，音樂能跨越世代鴻溝，歌舞片大受歡迎。那時的美國大片一半是歌舞片，中國電影也迎頭趕上，推出黃梅調電影。

黃梅調電影使用通用的標準國語（普通話），去除虛聲襯字，採用白話口語，將南腔北調的戲曲精華融於一爐，更改以貼近現代用語的真嗓演唱，普羅大眾不問來自何方，人人聽得親切，引爆流行狂潮。1963年，黃梅調電影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紅透港台，扮演梁山伯的女星凌波成為巨星。1964年凌波主演黃梅調電影《花木蘭》，情節精彩動人，更凝萃了中國古典戲曲之美，再次火熱全台。

中國首部花木蘭電影，是民新影片公司於1924年拍攝的梅蘭芳版《木蘭從軍》，這部電影建立了花木蘭的固定扮相。凌波版《花木蘭》簡化扮相，使花木蘭的形象更為生活化，又細膩使用各種台步，鋪陳出傳統戲曲緊弛跌宕的效果。而結合傳統戲曲樂器與京劇名曲的編曲，更是精雕細琢的藝術精品。

《花木蘭》編曲由當時港台最受歡迎的作曲家周蘭萍擔綱，以二胡、琵琶、笛子與鑼鼓等傳統樂器演奏配樂，以京劇韻律與南腔北調的各地戲曲民謠提升黃梅調的覆蓋面，唱曲飽滿、起伏有致。即使是戲台下習慣閉眼“聽”戲的老影迷，也能聽得拍案叫好。

“周仍是以黃梅戲為根本，靈活吸收傳統戲曲民歌和其他音樂元素，以趨近流行歌曲的方式演唱。他也運用現代國樂的樂隊編制和編曲配器手法，豐富和聲織體，突顯傳統器樂音色技法，最終呈現了一種新形態的音樂。”

音樂專家沈冬悉數《花木蘭》配樂的精緻。花木蘭見到軍書時使用琵琶彈奏的《霸王卸甲》第一段《營鼓》，營造緊張戰爭感。表現花木蘭醉酒使用《貴妃醉酒》的《小開門》，兩軍交戰使用波瀾浩壯的《東海漁歌》。每個細節的唱曲配樂，都經過精心設計。“讓短短的樂段能夠呼應劇情，推動故事的進行，完全體現了‘滿’和‘樂中有戲’的作曲原則。”

缺乏聽力的年輕觀眾，則着迷於精彩的英雄故事。新版《花木蘭》劇情緊湊，故事鋪陳緊湊有力，武打動作招招不虛，戰爭場面運鏡更是宏大。凌波的高妙演技，則將各個階段的花木蘭演得出神入化。花木蘭從軍之初是活潑好動的少女，熱血浮躁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急着上戰場，愁得老母叮囑：“別忘了自己是姑娘。”沙場征戰多年，活潑少女成了滿懷倦意的老兵，“萬里勞軍十幾年，不知何日息烽煙”。

老兵是女兒身，打了十幾年仗，女大當婚而未婚，凌波戲路一變，“年深月久兩難離，好像我與你”。含情流春媚眼一眨，演出了女人壓抑的嬌媚春情。只是與心上人談情，大男人豪邁粗獷，婚姻觀是霸王硬上弓，生米煮成熟飯就能吃。“拜過天，拜過地，做了夫妻自然有情意。”少婦卻是情意款款，強調戀愛重真情：“最好是互相的知自己。情是一天天深，意是一天天蜜。”

凌波功底深厚，一顰一笑都是入木三分的感情戲。元帥有意將女兒許配給木蘭，幾個淘氣慧黠的眼色，就能使觀眾鬨然笑場。返鄉換女裝，英姿勃發的女將軍眨眼變身為嫋步婷婷的典雅美女，演技出神入化。即使是看不懂故事、聽不懂戲曲，單純追星的少年觀眾，也能看得目不轉睛。

一部包攬各世代口味的《花木蘭》，果然引爆觀眾狂熱。《香港時報》報道，《花木蘭》在香港上映首日，“打破了中西影片的最高賣座紀錄”。在台北，凌波的花車遊行出動吉普車引路，憲兵人牆開道，熱情的影迷仍突破防線，包圍影后搶拍照片。在舊金山華埠，電影院連續爆滿五週，售票口前仍是天天大排長龍。

迪士尼《花木蘭》的榮辱

“《花木蘭》一片的色彩、鏡頭和聲音均可和美國的佳片相較而無愧色，而比歐洲來的法國片、意大利片、英國片要高明得多，在取材方面，大多數的美國片以色情勝，而《花木蘭》則以歷史勝。歷史輝煌，這是中國人得天獨厚的遺產。”華埠《金山時報》的影評點出《花木蘭》大獲成功的根本原因。

中國有對抗外侮歷史，更有深厚文化底藴。觀眾能在《花木蘭》裏看到親身經歷的戰亂辛酸，感同身受，而千百年的戲曲文化結晶則將電影推上藝術頂峯。

1960年代的觀眾，心中裝滿了國仇家恨，追星也要講民族大義。巨星胡蝶到台灣勞軍，拜訪警備總部副總司令王潔，凍齡美人風韻不減當年，王潔見到影后的第一句話卻是怒氣騰騰，翻起“趙四風流朱五狂，翩翩胡蝶最當行”的舊賬。但安逸富庶年代的人們，淡忘歷史總是特別快。到了1980年代，花木蘭已經淡出銀幕。而1990年代的“去中國化”邪火，更一把火將歷史觀燒得扭曲變形，花木蘭淪為市場毒藥。

1998年，李登輝揮舞“教育改革”大刀，大砍中學的語文與歷史課程，以教育實現“去中國化”，花木蘭已到絕路。但就在這年，迪士尼動畫版《花木蘭》平地一聲雷，在台灣創下票房新高峯。在1990年代迪士尼一系列取材異國風情的卡通片裏，《花木蘭》的受歡迎度排名第二，僅次於《獅子王》，卻是當時台灣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動畫電影。

1998年，美國迪士尼版本《花木蘭》劇照。

迪士尼《花木蘭》的成功在於，這是一部給小孩看的動畫片，不必深入歷史，不需精粹文化。迪士尼刻意以中國潑墨山水畫的寫意筆觸畫動畫，加入園林石獅等中國傳統景物，花木蘭更以鳳眼瓜子臉的中國古典美人形象繪成。然而，文化深度到此為此，導演託尼·班克羅夫特明確指出，迪士尼“不會把它拍成一部中國片子，因為美國人有不同的感情與敍事風格”。

電影的主軸也變了，迪士尼以美式個人主義精神重新詮釋花木蘭。中國的木蘭代父從軍是自我犧牲，美國的木蘭從軍是為了實現自我。由百老匯名女星傾情獻唱的主題曲《倒影》（Reflection），以音樂劇歌曲形式寫成，歌詞更是滿滿的美式個人主義價值觀：木蘭自知不能成為一個“完美的新娘與女兒”，又渴望着能做“真實的自己”。男扮女裝從軍，竟然是一趟自我追尋之旅。

台灣觀眾在“去中國化”教育裏成長，已失去文化的自尊與品位，看到木蘭的祖先神靈隨着搖滾樂跳舞，不會嫌惡，只會發笑。

動畫是給小孩看的，不必太深刻。就動畫論動畫，《花木蘭》不失為一部新鮮有趣的娛樂片，畫功也屬上乘。但若推出鎖定成年觀眾的真人版，理應有更深刻的內涵。然而，2020年真人版《花木蘭》，仍以自我實現為主軸，又趕時尚流行，注入超級英雄與女性主義元素。

曾經使全台瘋狂的凌波版《花木蘭》，是中華文化的藝術結晶、中國現代史的血淚記憶。經歷嚴格傳統戲曲訓練的女演員，一顰一笑都是戲。半個世紀後的《花木蘭》，卻成了一個具備超能力“氣”的女超人，與變身女巫對打，彷彿是下一位將加入復仇者聯盟的漫威超級英雄。

錯失的良機

真人版《花木蘭》在台灣創造票房佳績，無情折射出經歷30年“去中國化”教育的本地觀眾失去文化品位，只要是好萊塢重點宣傳大片，就能囫圇接受。對台灣電影界而言，更是絕大諷刺。

台灣電影業曾經具備進軍全球市場的實力。名導演李翰祥於1965年拍出“亞洲影壇有史以來最偉大”的《西施》；中央電影公司於1975年製成“最具發揚民族精神”的《八百壯士》；而被英國媒體評選為“世界五大導演”之一的胡金銓，更成功打入歐美市場。1967年，武俠片《龍門客棧》創下當時香港電影最高票房紀錄，並於美國市場上映、柏林影展參展。1970年，《俠女》榮獲坎城影展“綜合技術獎”，首開中國電影在國際主要影展獲獎之例。1975年，描述明朝抗倭英雄的《忠烈圖》，得到芝加哥國際影展的“特別藝術貢獻獎”。

“在開拓市場方面，過去大家眼光，都未免失之狹隘短淺……只斤斤計較於南洋市場以及東南亞地區的收入，根本缺乏魄力方法，躋入國際市場。”在台灣電影露出疲態的1978年，名劇作家鍾雷以日本為例，呼籲同行認真汲取中華文化精華，大步走向全球市場。

他分析：“要打開國際市場，亦並非絕不可能的事。以日本的《羅生門》與《宮本武藏》為例，它們在向國際市場推出之前，關於本身條件的充實，與風格的別具，都曾下過一番功夫的。外國人要看中國影片，是純中國民族風味的藝術創作，而不是向西片抄襲翻版，或半中不西的模擬作品。我們應當把握這一原則，以較大資金，攝製能夠表現中國文化與民族風格的影片，配合最新的技術條件與企業精神，試圖向國際市場進軍。”

得到國際影壇肯定的胡金銓，深研傳統戲曲藝術，甚至精讀《明史》，作品展現醇正濃郁的中國味。《忠烈圖》的經典武打橋段，以禪韻笛聲奏出殺氣，以兩人敵前對弈加強緊張效果，驟然間，中國大刀大砍倭寇武士刀。外國人即使看不懂明代抗倭故事，也要折服於中國電影的過硬文化底氣。

台灣電影業者卻浮躁短視、急功近利，濫拍低劣市場片。1970年代，台灣電影聲勢大挫，失去了進軍全球市場的機會。1980年代，文化界流行起反對國民黨的“黨外”運動，電影業“新浪潮”當道，斬斷文化根源，電影業雪崩式衰落。到了迪士尼動畫版《花木蘭》熱映的1998年，台灣電影已經一敗塗地。

今日，台灣只剩下依靠當局“電影輔導金”開拍的藝術電影，迪士尼的“半中不西”《花木蘭》卻成了票房大片。